-仅两成职场人愿作“深度防艾志愿者”
-朝阳“深度防艾志愿者”里“同志”占1/2
-防艾官员：同伴教育,人人都可以做
◎文/本报记者邓艳玲
一个“同志”防艾志愿者，能让比尔·盖茨、世界卫生组织官员、卫生部副部长等人驻足与其交流；一个产科大夫，在医院拒收艾滋孕妇的年代，戴着头盔冒险接生，并自愿成立公益组织；一个博士官员，“混”入同性恋论坛，寻找能深入艾滋病患者中做义工的志愿者……
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为“全民动员”。近日一项针对7000名职场人的调查显示，近九成愿意成为防艾志愿者，但真正愿意深入艾滋病患者中去做义工的仅两成。
仅两成职场人愿作“深度防艾志愿者”
近日在一项对约7000名职场人的调查中，近九成表示愿意成为防艾志愿者。但大多集中在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，而愿意真正到艾滋病患者中去做义工的不足两成。
负责此项调查的智联招聘工作人员指出，职场人假如能够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对于工作中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。在从事志愿服务的过程中，加强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、沟通能力，使自己能够融入到为他人的服务中。其实，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后，职场人大可以放下戒心，投入帮助艾滋病人的公益事业中去。
同伴教育从“同志”论坛起步
主席夸我们了
11月30日晚七点多，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楼化验室。电视里，国家主席考察朝阳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新闻还没播完，31岁的肖冬赶紧跑出，穿过大厅，跑进自己的办公室，搜索出新华社的相关最新报道，粘贴到博客里。
他一边哼歌一边把新闻稿中“向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志愿者，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”的字句，用红色加大一号的字体醒目标示。编完稿子后，肖冬马上把博客中文全称变成了“肖冬：主席肯定了我们的工作。”
肖冬眉目间时常带着笑脸。你几乎看不出这张清秀的脸上有一丝倦容，可他这段时间为了迎接国家主席的到来，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起预备材料，天天睡眠都不到5小时。
肖冬是朝阳区疾控中心“请”来的志愿者，也是该中心首位专事高危人群防艾工作的志愿者。这种志愿者组织与政府配合的防艾工作模式，被称为探索长效艾滋病防控的“朝阳模式”。
两年来，比尔·盖茨、世界卫生组织官员、国家领导人、卫生部副部长等等纷纷在此驻足，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……
两年来，从肖冬手上，已经发出去两千多枚防艾志愿者的胸牌；其中有近100名“深度”志愿者，即能够独立担任防艾知识外展宣讲，能够给感染者提供最到位的心理抚慰，还能组织策划各种防艾的宣传活动；这100名中有一半是“同志”志愿者。
而这一切的出现，都是因为网络上的一次“邂逅”。
“同志”论坛撞上“我能帮你”
2005年5月2日，从媒体辞职已仨月的肖冬正在一个常去的“同志”网站闲逛，一个网名为“我能帮你”的人上线了，“我是医生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问我，我能帮助你们”。
这让肖冬有些恼火，“你以为你是谁，救世主吗？”他发了一大堆的问题：乙肝是怎么回事？血糖高如何控制？超声波在医学上有些什么用途……
“我能帮你”不仅认真地解答问题，还很热情地告诉肖冬，自己是朝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师伟，那里不但可以免费为他提供乙肝检测，还可以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检测。“你来检测吧，只要你来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他“过分”的热情让肖冬很是犹豫了一些日子。直到5月12日，肖冬决定“光天化日”之下去朝阳疾控中心看看。
肖冬到疾控中心时已近中午，师伟正在外开会，但他马上安排同事接待肖冬，六个人带着肖冬去四周一个不错的川菜馆吃了一顿。
主任的焦虑：5%同性恋
吃过饭，进了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，迎面一幅师伟和前来参观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合影，肖冬愕然，“哦，原来师伟是疾控中心的最大头，他怎么对我那么有耐心呢？”
抽完血之后，师伟把肖冬请到办公室。他用算账的方法讲明了同性恋群体存在的艾滋病隐患，“按照国际流行算法，当一个人群的艾滋病感染者达到5%，就会在这个人群形成大爆发。未来两三年假如没能对同性恋这个群体进行有效防控，这个数据很可能就会超过5%。”
肖冬至今还记得师伟那时既诚恳又焦虑的表情，“他自己又不是‘同志’，但我完全能够体会他发自内心的焦虑和关怀。”
两天后，肖冬加盟了朝阳疾控中心的防艾队伍，“主任亲自出马邀请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。”疾控中心每月给他1200元补助——这比以前在媒体干时少太多了，“钱不是问题，假如我看重钱就不来了。”
做志愿者两年之后，肖冬这才理解师伟的深意，“用同类人来做志愿者，进行同伴教育效果的确比普通人做好太多了。”也经常有普通市民打电话给肖冬要求当志愿者，肖冬都会拒绝，从打电话他就知道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关怀艾滋病感染者。
感染者的快乐：尊重
今年11月23日的下午，朝阳疾控中心三楼会议室进行着一场技能竞赛。选手都是些年轻的男性，比赛既有歌舞竞技，还有按摩技能的比试。竞技的过程中穿插了很多关于防艾的知识问答。
这是北京首次组织北京MSM(男同性恋)娱乐场所和从业人员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技能竞赛。这在传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朝阳区疾控中心不但提供场地，还专为比赛划拨了3000元的活动经费，疾控中心的杨烨医生等人还充当竞赛的评委，分别对技能和问答环节进行打分和点评。一些艾滋病感染者志愿者，则跑前跑后地为活动的组织帮忙。
听说要搞这样一次比赛，北京MSM娱乐场所参与抗击艾滋病联合会的40多家理事单位，表现得非常踊跃。最后主持人肖冬不得不对参赛队伍进行了总量控制，从中选了10个会所派代表参加比赛，而且每个会所限定只能出一个节目参加文艺竞赛，出一个选手参加按摩技能竞赛。
“高危人群、艾滋病感染者在我看来，都有独立人格，他们的快乐也要被尊重。”为了把工作做好，在宣传防艾知识时，肖冬组织志愿者进行过很多大胆的尝试，例如在“同志”酒吧去做防艾知识趣味游戏，有奖竞猜，在会所上演自编自演的防艾知识小品……
趴在他肩头，感染者哭了20分钟
已经被肖冬发展为志愿者的小刘，24岁，计算机本科毕业。去年6月份，当他得知自己HIV检测结果呈阳性，表情非常平静，只是木木地看着医生，眼圈红了。
带领小刘去采血的肖冬见势不妙，赶紧把小刘带到办公室，说：想哭就放声哭吧。根据肖冬的经验，拿到检测结果知道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，假如表现得过分激动和过分冷静，在心理上都可能有了严重问题了，必须要进行辅导和安慰，“不然，对他本人、对社会都潜伏极大的危害。”
小刘当即趴在肖冬肩上嚎啕大哭了20多分钟。哭完后，他表情绝望地对肖冬说了一句，“我完了，没有将来了。”
肖冬便开始跟小刘灌输那套自创的“前程激励法”，这是他刚进疾控中心vct室做志愿工作时积累的方法(vct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英文缩写)。他以异常轻松的口吻对小刘说：“嗨，有那么可怕吗，你看我，都检测出好几年了，不照样活得有滋有味，活蹦乱跳的吗？”为了迅速取得信任，肖冬一般会先善意的骗对方自己也是感染者。
看到小刘静下来了看着自己，肖冬滔滔不绝地说开了：不就是一种慢性病吗，假如不爆发，一般都可活个十多二十年，这样未尝是坏事，你看我，不也活了好几年了，现在我们也许时间不比别人多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将精华浓缩起来不是更好吗……
现在的小刘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，不但自己生活目标明确，还积极参与防艾志愿者的各项工作。差不多有400多个志愿者就是通过和肖冬的这样直接接触，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，而且还会利用业余时间来做高危人群的防艾同伴教育。
月薪一万五，帮感染者找到工作
蒙风(化名)今年26岁，这个毕业于京城某闻名院校的年轻人，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高级的家装设计师。去年6月，当他得知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毒之后，一度非常沮丧，大半年都不怎么出门。
今年9月份，他想再出来工作，肖冬立马帮他在朋友的公司里找到设计师的位置。蒙风自己不好出面谈薪酬，肖冬出马帮他谈妥：月薪至少一万五。
帮感染者寻找工作、实习机会，也是肖冬这个志愿者团队十分重要的工作。“时间不一定长，一两个月都行，让感染者去工作环境实习，去适应，等他们适应了，就不会再害怕工作，这样也就会比较轻易重新融入社会生活。”
在参加各种会议时，肖冬也不忘向与会人员推销由艾滋病感染者制作的产品，或者感染者的技艺、工作技能，不厌其烦。
防艾官员：同伴教育,人人都可以做
“我们的任务是防治艾滋病，并不负责(向公安部门)通风报信。”发掘肖冬成为朝阳区第一个防艾志愿者的师伟，现任朝阳区卫生局副局长，时任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主任，面对记者提出的道德、法律和防艾工作的冲突，他如此感叹。
这位曾到澳大利亚、泰国专门学习过防艾经验的博士级卫生官员，对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府主导、志愿者参与防艾的“朝阳模式”，自然有话要说。
同伴教育国外早已普及
青年周末(以下简称为“青周”)：您怎么想到要在高危人群找志愿者，进行同伴教育？
师伟：1998年时，我在和澳大利亚一个学术团体进行防艾交流时，了解到国外已经比较普遍地采取同伴或者同类人教育。他们在社区发展防艾的骨干，这些社区骨干其实就是志愿者，而这些志愿者往往就是高危人群。我当时感觉非常新奇。
青周：他们的做法新奇在哪里？
师伟：他们的社区、街道，常会有人背着一个箱子，穿着印有“volunteer(志愿者)”字样衣服的人，就是社区进行防艾工作的志愿者。看到他，你可以直接上去和他交换针具，向他索要安全套，随时随地，非常方便，不需要任何其他手续，没有任何障碍。
针具交换点三个月无人
青周：理念有了，需要人去实践，在你找到肖冬之前，朝阳的防艾工作是个什么情形？
师伟：当时性病艾滋病防治所只有5个工作人员，要负责全区所有的性病艾滋病防控工作，怎么忙得过来？光靠政府工作人员来做防艾工作显然是不够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由于人手严重不足，当时尽管我们已经在疾控中心设置了清洁针具交换点，三个月都无人问津，这一块的工作几乎停滞，但我们却无法去改变。
这个严重的形势也逼着我去想，既然国外的志愿者工作可以那么有成效，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在高危人群中寻找志愿者来帮我们呢？
周末探访“同志”酒吧
青周：政府疾病防控机构主动找高危人群来协助工作，这在过去非常少见？
师伟：我们首先要摆正自己的思想，高危人群志愿者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只要他愿意帮助政府一块进行艾滋病防控，我们就一定要尊重他们。不歧视，也不把他们当成职工、下属、临时工对待。
在肖冬来之前，我逐个找工作人员谈话，给他们讲肖冬今后工作的重要性，谁有想不通的地方，一个一个地解释说通；接着我自己利用周末时间，专门去了趟同志酒吧，看看他们对防艾了解有多少。结果，发现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防艾意识，看过之后，我更感觉进行同伴教育的极端重要性；接下来，我组织全体职工开大会，给大家讲；开班子会议，我也几次把肖冬叫来，和他对话，让大家都清楚，我是怎么对待肖冬的。
让我兴奋的是，虽然在工作中，我们疾控中心的“高干队”(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)的工作人员和肖冬会有些碰撞，但他们一次架都没吵过，合作地非常融洽。
志愿者：防艾不告密
青周：肖冬可能愿意用娱乐游戏等方式防艾，政府职能部门能很快接受他的方法？
师伟：肖冬比我们更轻易在高危人群开展同伴教育。只要不违法，只要对于艾滋病的传播进行有效干预，我们都会给予全力的支持。
肖冬年轻，又熟知同类人心理，愿意用娱乐的方式把健康的、有知识含量的东西传播出去，寓教于乐，没有什么不好的，现在这种防艾的工作方式已成为主流了。而且每次他们要搞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卫生局、疾控中心都会鼎力支持哪怕是先停掉其他经费的拨出，也要保证这项经费到位。
青周：肖冬可以只想怎么防治艾滋病，作为主导的政府机关，是不是要想得更多呢？
师伟：我可以告诉你，自从引入志愿者后，来我们的针具交换点主动交换的针具已达7万多只了，这说明志愿者对遏制艾滋病传染是非常有效的。
说实话，法律的滞后和相对的不完善给我们的工作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包括我们现在开展宣教活动的很多同志酒吧也都是志愿者提供的。但我们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原则，是以人为本，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更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，至于其他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告诉你：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治艾滋病，并不负责通风报信。
同伴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做
青周：高危人群的志愿者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未来志愿者是不是主要就在这些人群中发展了？
师伟：我国的《艾滋病治理条例》已经指出，要大力发展艾滋病防治志愿者，发动全社会参与。将来，依旧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志愿者对吸毒、性服务人员、同性恋这些高危人群，对农民工、大学生等重点人群以及普通人群，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。其实各个人群都可以进行同伴教育，我们需要有不同类别的同伴志愿者与街乡行政工作人员相配合，把防控艾滋病不断引向深入。
新华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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