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提示:一边是世俗和父母的步步紧逼，一边是艾滋病的惘惘威胁。中国近3000万的同性恋者何去何从？这一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边缘，但站在艾滋病防治的角度，容不得我们对任何一个角落保持有意或无意的忽视。
原文标题：断臂
深圳阿梅和阿光的故事是一个现实版的《喜宴》。他们，一个是“男同”，一个是“拉拉”(指女同性恋)，正式登记结婚，但平时分居，各有自己的同***《断背山》里一个被打死、一个孤老终生的悲剧，这样的婚姻找到了一个和世俗“暂处”的方式，然而这始终不是真正的“喜宴”。“互助婚姻”在冲击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之余，带来了更多道德和现实的拷问。《南方日报》记者陈枫发自广州
《喜宴》真实版
望着父母鬓角的白发，阿梅决定在网上发布“征婚启事”
在区民政局领证时，两人的眼角都有些湿润
婚宴上阿梅拼命喝得烂醉，终于逃过了“闹洞房”的尴尬
冬天来了，阿梅这两天口干，老想吐。
她怀孕4个月了，是跟丈夫阿光借的种。
这是一对让外人羡慕的婚姻：男女双方都是高学历，都是白领，30岁出头就有房有车。两人的性情也好，阿光是出了名的细心体贴。
只是朋友们不知道，他们平时一个住在城里，一个住在郊区。阿光有一个男朋友阿熊，煮一手好菜，两个人拍拖已经好几年了，住在城里。而阿梅的情路比较坎坷，现在还在追逐着她的同***《断背山》里的两个男主角杰克和安尼斯一样，定期静静和昔日“爱人”聚会。在这漫长的生涯中，不仅自己备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他们各自的妻子儿女也受到巨大的伤害。
“为什么都关注同性恋者，而不关注一下我们做妻子的痛苦？”此前广州媒体有关“同志”的报道引起了很多讨论，有位读者张女士就曾打电话向本报记者哭诉。她是在和丈夫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，十几年来，多次的争吵和承诺始终无济于事，她还是发现丈夫在外面有男性伴侣，而且经常更换。“有时我真想拿把刀子把他杀了。我想离婚，但又怕伤害到孩子！”
“这种婚姻对夫妻两方来说，实际上就是地狱。”张北川感叹说。
他知道最残忍的例子，发生在北方某城市。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了，等到妻子怀孕后，他就再不和妻子发生性关系，因为他本身就对女性没性趣。但是他内心又很愧疚，就在家里“当牛做马”来补偿妻子，四周邻居都看在眼里，觉得他是个好丈夫。但妻子非常恨他，先去找了情人，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后来妻子背着他把房子卖了，和情人私奔。私奔当夜，妻子趁他睡着给他被子上浇上了煤油，男的被严重烧伤。结果公安局来调查，邻居全部作证说男的很好，女的太没良心了。朋友去医院看他，这位丈夫哭着说：“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，让我是这么个人，还结了婚。”
令张北川忧心的还有，由于存在婚外高危性行为，男同结婚后可能把艾滋病传播给无辜的妻子，成为艾滋病传播的“桥梁人群”。
事实上，他已见过十几个这样不幸的家庭。
互助突围
国内“互助婚姻”是1999年最早由南京的金先生提出来的
据保守估计，全国已有500多对这样的先行者
“形式婚姻交友网友”遍布深穗佛汕等地，以男同为主
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悲剧，“互助婚姻”就应运而生了。
在圈内人士的指引下，记者登录了好几个“形式婚姻交友网”。就广东网友而言，遍布深圳、广州、佛山、汕头各地，动辄几百人，多是“70后”一代，以男同为主。上面不仅有具体的个人条件、交友要求，有的甚至配上照片。
据了解，在国内最早提出“互助婚姻”这个概念的是南京金先生。金先生1999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面对家人催促结婚的要求，想到在国外同志圈中流行的男女结伴情况，于是请求张北川教授在其编辑的《朋友通信》上发布了一条消息，希望寻求能够适合条件的“拉拉”结成家庭。
“他们只是借助婚姻这种形式作壳，来反抗家庭和社会对其婚姻方面的要求。”根据圈内人士保守估计，全国已有500多对先行者。目前的模式有紧密型、松散型、半松散型。紧密型像正常夫妻一样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可以带各自的伴侣回家；半松散型基本上是一人有一套房子，彼此定期同住几天，过年过节正常回家。很多年轻人提倡的是松散型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，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事需要出现时，双方才一起共同露面，平常保持朋友或者协议的关系。
对于这种“互助婚姻”的道德争议，阿梅曾有过酣畅淋漓的“宣言”：
“客观地讲，我们这样做当然是非常不老实，肯定不老实，首先就是欺骗了国家婚姻法，欺骗了民政局。然后我们也欺骗了我们的父母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老师……
主观地讲，我们这种欺骗是善意的。我选择合作婚姻主要就是为了我父母亲，其他那些理由只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承认合作婚姻只是一种妥协，相对两全其美的妥协，好过和异性恋者结婚去害人家，也好过‘出柜’气死我家老头老太太。我是预备等父母离开后对我哥‘出柜’的。
我可能天生有小混混的特质，就觉得我们这样和主流社会‘斗智斗勇’，挺考验我们同志的聪明的。窃以为只有那些有勇有谋的同志，勇于开拓和实践的同志，那些布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志们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，美美地过上一辈子。”
但孩子的出生给这种“完美”的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接受采访的同性恋圈内外人士表达了另一种担忧：孩子出生后，这种非凡的家庭会不会给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？“你是不是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”这样的问题孩子怎么回答？成年人或许能顶得住世俗的压力，但当这种压力甚至是歧视施加在孩子身上时，是可怕的。
“假如只顾自己的选择，对孩子来说是自私的。”这样的声音在本报关于“艾滋妈妈”生子的报道中也突出存在。确实，这不单是技术问题，也必须面临伦理的多重拷问。
和解，还是未解决
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
它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“人道”，但无法取代人性的彻底解放
越来越多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同性恋者选择更坦荡的方式
“互助婚姻”是否找到了一种与社会和解的方式，甚至是解决的方式？
“其实要寻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并不轻易。”某“形婚网”主管坦言，为了让父母满足，双方在外形、学历、工作、地区、性情等方面要“门当户对”。而且为了减少今后麻烦，对双方的人品也需要一个熟悉信任的过程。
“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，也不是他们每一个都适合的选择”。“过来人”林先生是某大公司的部门经理，找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“拉拉”结婚。“忽然发现，结婚只是一个开头，并不是结尾，还要继续上演父母上门、要不要小孩、父母养老等系列剧。当婚姻由一纸形式滑向家庭实质的时候，而我们的表演也要越来越专心，压力也将会越来越大，似乎只有离婚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了。”
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学者认为，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。在同性恋婚姻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，它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加“人道”，但无法取代人性的彻底解放。
在12月1日“世界艾滋病日”晚上，李银河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说，尽管前段时间面临“封口”的压力，但她“必须说话的时候仍会说话”，仍会坚持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鼓呼，呼吁社会解除歧视。
而事实上，有越来越多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同性恋者选择了一条更加坦荡的方式。
“我从初中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！高中就和男友在一起了。”20岁的“广州仔”小藤斯文白净，是广州某闻名高校的大二学生。其谈吐坦率、阳光，让记者都有些吃惊。
他说，确认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恋者时也有一个艰难挣扎的“黑暗期”，但后来通过网络，知道同性恋不是一种病态，就慢慢接受了。现在母亲和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了他的性取向，他觉得没必要隐瞒。同宿舍的同学也跟他相处如常。
“我们也许等不到同性婚姻合法的那一天，但没有必要去走‘互助婚姻’的道路，这样太累了。”小藤说。大他4岁的男友阿文是广州某高校的医学生，今年刚毕业，潮汕老家的母亲就不停来电催他找女友结婚了，相当烦恼。但阿文说，尽管父母难以接受，但他仍会在合适的时候“出柜”。
小藤身边的朋友也支持这种坦然。小藤觉得，随着社会观念变化，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看法已经相当开放，很多异性恋朋友也表示理解，就像对待左撇子一样，没必要强行去“矫正”。
小藤坦然的背后，是一种自觉的安全意识。他说现在总是随身带着安全套，“就像开车，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撞车，但你总要系上安全带。”
无论是阿梅、阿光还是阿藤，他们都在不停地求解，寻找一个跟社会更“舒适”的相处方式。
无论如何，面对他们和社会的共同“敌人”——艾滋病，这种求解总是积极的。(有关人物、个别地名是化名)
南方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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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臂：女同性恋找男同性恋“借种”背后隐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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